ICE 分享:国际学校课程选择—丁伟
5月20日,由腾讯网、腾讯教育和新学说共同主办的2016 ICE国际学校投融资峰会在深圳举行。当今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上,教育,特别是国际学校可以说备受世人瞩目,众多投资人和教育家都将目光聚焦在国际学校上,希望获得对办学最有价值的信息。ICE大会,投资人连接教育者,一起探讨建校方案,谋求教育发展。以下是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东北亚区总监丁伟的演讲。
各位老师、各位老总、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
现在是大家一天比较疲劳的时候,希望我接下来的发言不要太boring。
我是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东北亚区总监,负责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和蒙古的国际基础教育业务的支持和发展。国际基础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教育理念、国际课程体系、生源、师资和升学路径的系统整合,而推动这一切发生要靠可持续的资金投入,已形成良性循环。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过去15年在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些经验,以及我们剑桥学校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些best practice,借此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首先,我想用一点点时间说说对于目前国际基础教育在中国发展的简单看法:
今天上午很多的专家、校长、相应的机构投资人都发表了不同角度的精辟意见,我本人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同样明显感觉到,在最近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又重新开启了一个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的明媚春天。这个春天与五年前纯粹数量性井喷的快速发展状态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本轮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背景、思路、运作模式、需求面、供给面、推动力都有质的不同。
这与2013年后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就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及其发展问题释放的一些政策导向有关联,促使中国国际基础教育各关联方(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机构、家长、学生)反思国际课程及测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模式,更加关注从事国际课程教学机构的品牌、理念、质量、课程选择和升学路径;也是基于中国政府在近期推出一系列重大的对外开放举措,不管是自由贸易区、和各个相关国家合作的专项产业园区、京津冀一体化、城市群规划以及很宏大的“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规划是分不开的,因为开放和城市化已经从沿海地区、北上广深狭窄地带向中国大陆二三线城市广泛、纵深、全面的开放,这势必同步带动教育特别是国际化的基础教育的大发展。最近,中央政府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及全国人大正在加速审理的民办教育法修订案,也为我们国际教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在互联网时代,新一代年轻家长的教育观在信息更加透明交互的沟通环境下中外教育体系的比较、对国际基础教育的不同特点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需求。
从这几方面可以看到,作为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高考应试教育体系的别样选择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国际基础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有新的空间、发展主体和强劲需求。对国际学校和课程的需求、供给和相关发展的法制环境在过去一年半里都有了,虽然是潜移默化,但是是意义深远的积极变化,我们也能展望到这些变化的影响。
国际基础教育在中国的关联方对于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持乐观的态度。中国国际基础教育会呈现比较稳健、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是我们基本的判断。无论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还是纯粹的国际学校,如果我们能把握好政策的脉络,都能找到在新的法规框架下的发展路径和落脚点。我们能够看到的,虽然有2013年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些政策性导向的意见,但公办学校的国际课程通过办独立校区、合作民办校区、特色实验课程等方式还是可以稳健推进与公办学校教学改革和国际化、国际交流合作目标一致、不影响教育公平的国际课程教学。从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在过去一个学年,我们的考量和学校数量发展所提供出来的数据可以看到, 国际学校、课程和测评的增长是在一个强劲的状态下发展。 这背后是有切切实实需求支撑的,来自于更多千家万户对国际质量品牌、全球升学路径、不出国门、不离亲人的国际教育体验的热烈呼唤;这不是泡沫炒作,也不仅是单方面的供给侧的供应和资本力量推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本轮强势发展更加强调质量、注重品牌、供求对称平衡的新的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环境,以及追求更加国际化、本土化、与校本课程体系结合等多元发展取向在中国的呈现,也为不同家庭和孩子们提供了不同特色教育产品的选择,这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是全球唯一基于全球顶尖高等学府的平台发展的基础教育机构。它是从全球顶尖大学的角度和视野看待基础教育、中小学人才培养路径、发展方向设计的基础教学课程体系和考评体系。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的国际教育理念、课程模式和考评体系特点不同于其它的国际教育机构。基础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不同的,我们强的、国际化的基础学历教育绝大部分学生还是要实现海外升学理想,希望尽可能的通过自己的学习体验,能够在知识、技能、人文情怀各方面都能有所发展,所以要求国际课程体系能反映这部分的需求,要求测评能把这几部分所取得的水平、成就和进步反映出来,这就要求测评体系能够规范化、科学化,可以进行考评结果的国际比较,尽量减少人为的因素。相对其它机构而言,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在过去上百年的历史里积累了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数据,其教学考评模式经过各国反复的实践反馈和优化。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国际教育考评机构,发展的是面向5至19岁中小学K12全系列、国际版的课程体系, 其中的剑桥A-level和iGCSE分别提供了50至70多门课程的教学和考评。这个课程体系和其它的国际课程体系所不同的就是它的灵活性、多元化、可选择性。在这方面,剑桥的课程体系的设计、实施和发展强调了引进剑桥课程体系的学校有课程整合的自主权,剑桥的学生有选择剑桥课程学习的自主权。而不是像其它一些国际课程体系是硬性架构、套餐式的课程和考评体系,无论是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教学理念的界定,或是师资的培训等等,做了非常强制的规范界定,学校、学生和自主选择的面很窄、只能被动接受。
这里的问题是:学校如何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发展愿景来把国际课程与考评嫁接到校本课程体系。剑桥课程体系,类似菜单点餐式的课程体系,它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它的全球升学路径,以及它基于剑桥大学这个顶尖教育品牌、质量平台,使得它能够在全球160多个国家,1.2万多所学校里成功的发展。
科学测评和国际比较是国际基础教育成功的关键。虽然老师经过培训能够掌握一定的考评标准,但是存在不同的培训效果的问题,测评本身的人为因素问题,所以非标准化的测评如何在全球范围做科学的跨国比较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剑桥国际课程测评体系能够被认为是更加公允的,在国际地区成功进行跨国、跨年、跨考季比较的测评体系,它的历史经验数据的积累、国际专业团队的持续研发形成的独特考评模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功保证。否则,一个中国的国际学校和一个英国的国际学校,一个美国的国际学校,一个非洲的国际学校,如果在测评体系上没有非常科学的设计和客观化的证据收集,最终会导致差异误判。
另一重要方面是,剑桥国际课程体系在全球包括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发展,我们强调它是一种教育、一种国际教育,而不是基于应试培训模式下的洋高考。最近由于美国的留学热,一部分美国课程包括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在中国的一部分学校很流行,但需要指出美国大学先修课程不是系统的、完整的中小学教育课程和考评体系。这一点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都很清楚,真正完整的、科学的把教学理念贯穿在整个K12课程体系里的、面向全球的国际基础教育体系,主要来自两家,一个是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另外是一个IB。IB我已经讲了,他是一种套餐型的课程体系,对于学校自主的去整合自己的课程体系做了很大的限制,门槛也比较高。剑桥本身的课程体系相应的具有自己的灵活性,具有多元化发展的空间。不仅能让全面发展的孩子实现他理想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升学梦,同时能帮助大多数相对学科有短板的孩子,通过A level本身的选课来扬长避短,争取到自己最理想的升学目的地。剑桥课程体系还可以兼容中国文化元素课程的植入。这是剑桥本身课程体系的优势和特点。
剑桥国际课程在中国大陆是2001年左右进入中国大陆,至今已在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10所学校建立了剑桥教学与考评中心。由香港耀中教育集团在上海、北京分别设置的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和北京耀中国际学校是剑桥在中国大陆最早的国际学校。我们也和狄邦教育集团等机构合作,在中国几十所重点公立中学开展国际部模式的国际课程教学考评,包括人民大学附中、十一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等全国性重点中学成功开办了公立学校国际班,他们的发展实践是成功的,也带动了这些学校的教育改革、提升了教师双语教学、国际化教学的能力和水平。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是我们办学历史最长的、规模最大的一所民办性质的剑桥教学考评中心。通过多年教学实践与教育理念的探索和整合,深国交的国际教学体验和升学出路的结合已经进入理想状态。剑桥A-level让这部分学生既能够有机会升学到英联邦国家体系的著名大学,同时也能升学到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一半以上的A-level毕业生实际上最后是用A-level的成绩升学到自己理想的美国最高学府。
剑桥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不能把剑桥的国际课程办成是应试性的洋高考培训,这部分往往是公立学校国际部容易引起的一些办学误区。我们的许多学校都是高考成绩非常优秀的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大校长是非常强势基础教育的领军人物,国际教育里面他们也有自己的理解和领导,但是需要掌握的度,也就是如何把我们公立学校的国际部真正办成是国际化教学体验的国际课程,而不是用应对高考教学体系出成绩的方法来办我们公立学校国际部,这是对公立学校办国际课程的最大挑战。
在民办学校,主要挑战是如何避免急功近利、把课程体系办成符合国际化教学质量标准的学校,保证我们教学质量、品牌在可持续发展中壮大规模、复制成功。民办学校有财务和经济的压力,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可持续的资金投资投入和支持,这方面容易有所偏差。不管是在国际课程的入口还是在我们的教师聘用和培训上,容易在经济压力的屈服下投入不足,短期化相应的教学行为,而限制我们民办学校真正、长远地按国际理念、模式、标准严格办学,形成各自办学特色的、高质量的国际化课程体系。特别是新引进国际课程的民办学校, 往往迫于经济的压力或是财务的考虑,盲目扩招,把不合格的生源带入相应的国际课程体系;在国际课程里面,不能支撑双语教学的实施,导致运作国际课程的民办学校,在品牌、口碑、成果的反馈上、学生的体验上参差不齐,有所欠缺。
纯粹的国际学校也在面临相应的转型,原来这部分国际学校主要是给持国外护照的外籍子弟提供相应的国际基础教育。现在也出现了一部分国际学校,通过各种合作、合资的模式来办,用纯国际化的教学模式、课程考评体系,为中国的孩子提供纯国际化的教育。 刚才提到的,像英国最著名的苏州德威校区、阿贝女子公学在常州的校区,他们尝试用国际教学课程考评体系和模式让中国的子弟享受纯粹的国际化教育,已经做出了新模式的国际基础教育尝试。另一类探索,不管是书院模式还是中国文化与国际课程结合的办学模式,探索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国际化课程体系。比如,孔裔国际公学、万科梅沙书院、汉开书院等。
我举上面这些例子,不同课程都能集成在剑桥这样开放、灵活、多元化的国际课程体系平台上。随着国际课程发展的深入,本土学校从原来的拿来主义方式发展国际课程,也就是说你的课程是什么样我就照搬原样拿过来做、运作上割裂本土课程与国际课程,转到了多元化国际学校、国际课程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复制成功、扩大规模、形成品牌连锁,这是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我们积极看待这些新发展。
剑桥也提供我们从IGCSE、A-level到我们的小学、初中K12一贯制的课程来给我们有志于有自己独立的教学理念、愿景和希望整合自己校本课程体系的教育家、校长、中心主任,通过比较来选择我们的课程。既可以相对独立办国际学校、国际部、国际班,也可以引进部分、个别剑桥国际课程进中高考体系作为特色选修课。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对于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教育这部分的发展,我们感到是乐观的,而且能看到剑桥国际教育、国际考试委员会本身发展的空间,我们愿意支持所有这些教育开放、国际化的尝试。
当然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资本、资金的相关支持,非常欣喜地看到腾讯和新学说能用今天的时间让我们的机构投资人、教育家、校长、主任们坐在一起对话,探讨真正让基础国际教育能够规范、品牌化、高质量、有规模的持续发展,这是重大的课题,也许有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论坛上找不到答案,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们不断通过我们的实践探索找到可行的答案。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中国大陆地区进行资本运作的方式,我们也有相应的问号: 对于盈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可能资金渠道是不同侧重的,这些是不是以非盈利教育为目的的长期资金筹措渠道?比如说我们的教育投资公司模式,比如说我们把学校进行包装上市的模式,是不是长期、可持续的,以非盈利、公益性为目的的学校,长期的资金筹措模式。这些是否更是盈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国际教育产业链上除学校之外的资金筹措模式?
我们看到的,不管是英美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品牌规模的、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府,他们有自己的,让他们能百年不倒的相应的资金筹措模式。这部分的资金筹措模式,我们的感觉要等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真正看到或者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很多的非盈利民办学校是通过学校自己的基金会运作,通过很大一部分校友捐助来筹措自己的教学发展资金。这部分对于我们很年轻的基础国际教育来说,需要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的学校,像剑桥在国内是第一家国际化课程体系进来,也就是15年的时间,我们有很大数量剑桥课程的校友,但是今天这些校友还不足以成为巨额教育资金的来源, 这个机制还没有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去借鉴相应其它产业的资金筹措模式。这些资金筹措模式是要考虑到资本方、机构投资人和教育家坐在一起,他们是不是能做到一致的。究竟是教育家在办学还是资本家在办学,教育本身应当作为独立的主体,按照教育理念和规律进行相关的发展,这是教育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国际教育有国际教育的规律,资本也有资本的运作规律,这里如何契合、如何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真正还是落地于教育家办学的资金筹措渠道,在这里面需要我们的机构投资人,我们的教育机构,共同相应作实践探讨。西方民办私立学校,他的实践过程落地并不是到处上市、由上市公司股东最后左右学校的运作,不是这样的过程,而是有他自己能维持住独立教育愿景和资金的办学模式。
中国民办教育、国际教育有短期和长期的渐进过程,从目前来看,从十年跨度的时间来看,中国的基础国际教育急需资本方提供资金,因为民办教育、国际教育作为传统高考体系外的教育的不同选择有巨大需求,确确实实的市场。这个市场空间需要教育家和我们资本投资人共同去做相应的努力,这也是我们既非常乐意和中国政府运作的产业园区、科学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构,也愿意和金融机构、房地产机构一起探讨怎么能真正落实去结合中国的大开放来支持新兴的中国基础国际教育的发展。
我就这几方面提供粗浅的意见,希望今后能继续举办国际教育和资本对接的相关论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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